01
1953年3月5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死了。后来我父亲常说，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同样死在了那一天。那年他二十三岁。十九年后，我出生了。
从诚恳些的角度来说，我父亲并不十分遵守他在青年时期下达的判决。他没有成为水晶棺里沉默的躯干，相反，他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和他无处施展的英雄气概就像一支支脱了弦的乱箭，将母亲永恒地钉在厨房当中，将三个哥哥钉在由“英雄”一词锻造的牢笼里…他给长子起名谢廖沙，次子舒拉，我的小哥哥，一生都背负帕夫利克的名字。是的，就源自那个荒唐的告密天才，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究竟希望我们成为什幺啊！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已经很老了，托我叔叔的关系在大学里做门房，下了班坐在厨房的角落里，咒骂赫鲁晓夫，颂扬莫洛托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谢廖沙在莫斯科做钳工，三个月回一次列宁格勒。那年我八岁，在厨房里帮谢廖沙清洗做汤用的卷心菜，他说了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我看到角落里的父亲眼睛闪了一下，就像暴雨夜前的闪电。我那时太小了，我只看了他一眼，就转过头，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回锅里炖烂的胡萝卜…那些该死的、软塌塌的胡萝卜！过了一会，他悄无声息地站到我们身后，举起谢廖沙的右手，按到燃着的煤气炉灶上。我平日里像杏仁桉树一样温柔挺拔的哥哥猛地弯下腰去。他发出惊恐的、剧痛的尖叫。肉烤焦的味道钻到空气里，像一条狡猾的蛇。十三岁的帕夫利克是个有些发胖的孩子，他刚从卧室出来就被眼前的一幕吓昏了过去。我没有晕倒。尽管那之后的很多年，我都幻想我当场晕倒了。但我没有，我站在那里，仿佛被子弹整个儿地钉住了。我看着母亲走过来，她将谢廖沙烤焦的手放到水阀底下，那水流先是带着漆黑的焦灰，然后开始夹杂碎肉和血…那血就这幺流下来，仿佛被冲洗的是一只死去的牲口。我看到母亲的手抖得像秋天的叶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面对医生，舒拉说：“这小子打翻了蜡烛台，火一路烧到袖子上了。”那天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和父亲说过话，谢廖沙也没有回过家。我父亲就这幺活在自己搭建的城堡当中，城堡外有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将军。只有我母亲不怕他，可能因为她可怜他。她常说：“费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我不明白，于是我装作什幺都听不清。那件事以后，我发了一场高烧，整整三天滴水未进，昏睡，做梦，然后再昏睡。退烧以后，我就不太说话了。我搬了把凳子坐在卧室的角落，因为那是离厨房最远的地方。我常常一坐就是一上午。其实我听得见，我听见锅炉烧开的悲鸣，听见母亲收旧报纸时脊椎骨弯折下去的动静，听见父亲下班回家时门闩啪嗒的一响。那门闩每响一次，我的心就被提起来，眼前全是谢廖沙血肉模糊的手掌…我痛恨我的感官。我痛恨我还能看、还能听，还能想。我只期待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沃尔夫科维奇·斯米尔诺夫。他在大学里教哲学，一开始，我叫他斯米尔诺夫教授。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和我父亲说话，我的母亲，还有他。他的个子很高，与极瘦的身型不相称，穿旧了的大衣像直愣愣挂在骨架上。这块地方的人都喊他白痴，因为他经常做出些古怪的事来。斯米尔诺夫独身，不超过三十岁，过得很清贫，却大把大把地将卢布接济给其他穷人。
我母亲就是这幺认识他的：一两句乞讨时候用的可怜话，虚构的饥荒，不存在的重病女儿，这些真真假假的宣言合并在一起，足以让好心肠的年轻人按月送来火腿和奶酪。他很安静，面容清秀，而且从不多说话，总是放下东西就走开。也有时候是钱，它被摊在柜子的高处，作为是我们一家谎言的铁证。我们默契地不去触碰它，仿佛那是一块炭火。我偶尔会听到母亲说：“这些东西就算留给那个年轻人，他一个人也用不完。”我不喜欢她说这种话，却在晚餐时大口大口喝下放了肉的玉米粥，同时替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悔恨。
02
这些事的原委，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没有人想细究这沉默是否全然货真价实。关于家里陡然增加的食物，他仿佛毫无察觉，却每每于斯米尔诺夫进门时将杂乱的短发向后压实，破了几个洞的衣领也煞有介事地竖起来。他这幺做，有一大半是由于斯米尔诺夫遇到他时，以“费奥多罗·阿布拉莫维奇”称呼他——平日里，我们没人叫他的父名，对我父亲的敬称早已随着我们一家人对他尊敬的消逝而消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年谢肉节，舒拉的未婚妻一家人照习俗要来吃煎薄饼。这人数上算不上庞大的变动成了我们一家人心中最鲜活的盼头，作为最小的女儿，我自愿承担了以父亲生病为由向斯米尔诺夫先生要钱的任务。对节日的向往冲淡了我对于撒谎的愧疚，我甚至忘记了我是个很糟糕的诈骗犯。
我找到他的公寓，开始结结巴巴地陈述一些不成逻辑的鬼话。斯米尔诺夫颜色很淡的灰眼睛望着我，他没说话，可我压根没法和他对视。愧怍把我的心填满了。“对不起，”我说，“我不该骗您，教授。”我一股脑地把真相告诉了他，却没勇气念出他的名字，我想他一定很生气，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想再看到我了。我浑身发软，像被抽了绳的木偶。他让我走到客厅的扶手椅边上，两只手支撑在旧得起球的绒布上，我照做了。我不敢回头，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脚步声绕到我身后就停下了。斯米尔诺夫用压纸用的厚重木尺打了我七下。说不上有多重，但足以说明是惩戒。我不是什幺乖顺的孩子，在我们那时候，辱骂和毒打也是家常便饭。现在想来，我远远挨过更疼的或是更羞辱的，可无论是父亲的皮带或是教师的戒尺都没有让我这幺难受过。我浑浑噩噩的，等我回过神来，我已经站到了外头。天很冷，我藏在毛毡靴里的脚趾已经僵直了，风夹杂着冰碴嵌到我裸露的额头上。人生头一回，我感到无可挽回的悲伤。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叫住我，塞给我一叠尚带着体温的卢布。
靠着这一沓钱，我们家吃到了宽恕日。
我以为他再也不会来我们家里了。可两周以后，我放学回家的时候，依旧在门口见到了他。母亲从窗口探出头来，提醒我给斯米尔诺夫先生开门。他拎着半口袋的面粉微笑地向我问好，仿佛两周前什幺都没有发生。我推开门，很快地跑回房间，把他的笑容甩在后面。那天我就决定下来，往后一定要做个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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