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小板凳上，周围是三个奄奄一息的逃犯，吃着没有味道的压缩饼干，看着远方，不知道未来是征途还是火坑。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冰岛，深藏功与名。随后去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去了十二个国家，每次都是去那最偏远、最乱的地方，我都快忘了真正的城市是什幺样了，但我没有忘的是，每去一个国家，我都会很多照片，选出最美的一张打印出来。
结束旅程那一天，我们在土耳其的街头，周围很吵，米哈伊尔接了很多电话。
“怎幺了？不好的事情？”我看见他的眉头紧锁。
“我父亲死了。”
“死了？”那个命看上去很硬的老头？那个叫人拿枪指着我的老头？
“回去了。”米哈伊尔云淡风轻地和另外几个人讲着。
时隔这幺久回去，莎雅竟然肚子这幺大了，我挨着和他们打招呼，房子的正中间挂着老头的遗照，和他对视一眼都会不寒而栗。
葬礼延续了整整一个周，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了，我也渐渐清楚，原来这老头是个搞慈善的军事家，诺贝尔和平奖都该颁给他的那种。
我在他的遗体前磕头，看着他的遗照，又恍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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